去时,庄大郎年纪还太小,才有三岁多,就算他记事早,也记得不多,只知道每天还是挺开心的,母亲很喜欢牵着他从巷子里往外走,回来的时候碰到巷口卖糖葫芦的还会给他买一串。
那应该是他记忆深处,最为安稳的一段时间了。
还是翻过年,庄先生被府学逐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以前总是在巷子里和他玩的小朋友们不喜欢跟他玩了,还伸手推他打他。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很短,他们很快回乡,只是并没有安稳多久,庄先生对自己很有信心,因此变卖了家里剩下的田产,带着妻儿上京去考学。
那一次,他们是抱着留在京城的想法去的。
庄先生当时就和妻子说,就算是真考不上,他也会在京城找一份活儿留下。
当时一家人都很有信心,包括已经稍稍懂事的庄大郎也很高兴,觉得父亲一定可以。
结果他们是以更狼狈的姿态离开了京城。
庄先生没有带他们回乡,陈福林的根基离绵州太近了,他们回去无异于自动入瓮。
可他们一家的积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庄先生接连遭受打击,悲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艰难的日子别说庄大郎,就是庄先生都一生难忘,他一直觉得妻子之所以会早早病逝,和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显然,庄大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庄大郎才五岁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连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庄家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在庄大郎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十四岁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稳,就算是他父亲给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时间,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挤。
尤其是他父亲的过往不知被谁宣扬出来之后。
学里,父亲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长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态看着他,根本不背人,直接当着他的面和同窗们说,“他父亲因品行不端被府学逐出,听说在京城时还抄袭了同窗的诗句,若不是有人推举,我父亲是万不会用这样的人的,但也不过是打打杂,给他们一碗饭吃罢了。”
周大郎回顾自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觉得除了幼年时期那不太明显的时间外,只有他父亲给人做账房的那两年他过得最安稳,也不失快乐。
所以回乡以后,他拒绝了父亲考学的建议,坚持去给人做账房。
他觉得,如果没有根基,那就不要去碰官场。
小富即安,日子过成这样就很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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