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意把他留下来的。

　　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耿直，或者对大明友善什么的，那是没有的事情。

　　把他留在京师，是因为他来自巴达维亚，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官商一体的组织有所了解，同时而是因为他去过日本，在日本传过教，对日本如今锁国的幕府统治有所了解，留着他在京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呢。

　　也因此，这一个被龙华民、汤若望视为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接过了龙华民从利玛窦手中接过来的北京天主堂。

　　原来久居京师的其他传教士，这一下子都去西北了，龙华民也只能将京师的天主堂托付给这么个刚到中国，对大明的朝廷、民间以及文化情况都不了解的人了。

　　其实，不管是死板不知变通的龙华民也好，还是圆滑世故善于投机的汤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本历史上泯然众人的其他十个传教士也好，将来都会明白，崇祯皇帝的做法饱含着对他们的“恶意”。

　　在对他们的宽容和恩赏的名义之下，包藏着一颗“祸心”，祸害他们的心，但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天主，对不起你的教会，甚至可以说，你就对不起你所说的信仰和良心。

　　不过，即便是这样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还是跳出来一顿反对，反对这些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要求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师附近，不准在大明境内穿州过府四处游荡传教。

　　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的各种上书，崇祯皇帝也不想多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把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给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蛮的甘肃宁夏去，但是他们传教士这段时间辛苦撰写或者翻译过来的著作，却依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不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们进行抓紧抄写复制，分送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供南北两京的国子监生们学习研究，而且也同时命令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尽快将《坤舆格致》改名为《矿冶全书》，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内公开出版发行。

　　崇祯皇帝随后的这个做法，让徐光启以及以徐光启马首是瞻的西学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禄寺卿李之藻、讲武堂炮科教习李天经、农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参与了《坤舆格致》（矿冶全书）翻译的光禄寺官员录事杨之华、黄宏宪，以及正在帮着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明末西学派的科学家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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