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九天集团公司有个经理助理给反贪局写了一封举报信,本来是绝密的事情,不知道怎么的给透出来了。这位经理助理让人砍了二十多刀……”(男的)“我的妈呀!”(女的)“那还不剁烂了?”(另一个男的也凑了过来)“听说都别掉了一只胳膊。”(男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真是没王法了!”(另一个女的)“让大伙儿想不通的是,发案这么些日子了,愣就是没人去追查凶手。”(男的)
“你真幼稚!还追查呢?闹不好就是他们内部人整的!”(又一个男的凑了过来说道)“那位经理助理也是的,她怎么就还不明白,这胳膊是永远拧不过大腿的。干吗不是干,非得跟当官的过不去?这不是自找的吗?”(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你还别说,要真没这些自找的傻人,那咱这中国,不就完了吗?!”(一个男的敲着小桌子,极其动情地说道。)坐在这些人旁边,没法插嘴,也不能去插嘴的廖莉莉一时间心潮澎湃,十二分地感动。自以为已相当了解这个社会,特别是相当全面地了解自己母亲的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母亲作为社会人的另一面,体会到了自己这个小家和整个大社会之间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个曾让她觉得远而又远的“社会”,居然如此关注着她们的行为,使她不仅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之感动,也禁不住地自豪起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母亲而自豪。她深深地打量了母亲一眼,悄悄地伸出手去楼住她,并把整个身子也紧紧地偎了过去。
开往北京的这趟列车走动10分钟后,省反贪局招牌上的那张白纸终于被揭了下来。两个工作人员站在凳子上使劲儿地用湿抹布擦去留在牌面上的胶水痕迹。一些交警也奉命赶来,拼命地吹着哨子,疏散人群。两辆洒水车贴着路边,一边洒水,一边慢慢地向前推进。这冰冷的水虽然没有明着向人群喷去,在此情此景下,人群还是散去了。
省高检的张检察长走进小会议室时,反贪局的几位领导已经在那儿等候着了。
“这件事咋整的?你们是不是觉得国内几家大报的驻省记者在我们这儿闹得没事儿干了,不给他们制造点情况写个内参往中南海桶,你们心里就不痛快?廖红宇举报冯样龙这件事,怎么透到社会上去的?”张检察长未待坐下,就厉声地训问起来。“廖红字所举报的那些事情,你们派人查了没有?”
“她被人砍了以后,我们马上派人去医院看过她。她一直神智不清,话都说不成,没法配合我们的人搞这案子……”反贪局局长报告道。
“她是真不能说话,还是装的?她要是真的神智不清,已经失去说话能力,这件事怎么会闹得满城风雨?”张检察长是搞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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